我的家乡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。这里有最肥沃的土地、巨大的铁路、海路和河路的枢纽；发达的工业和农业区，科学和文化中心。正是在这里，发生过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。在俄罗斯人民生活发生转折时，这个地区实际上总是处在事件的中心。
　　远在7世纪末，黑海哥萨克建立了克拉斯诺达尔城堡，这乃是借助于武器解决争端的象征。西高加索，其中包括北高加索归并俄罗斯成为历史的转折点。经过一百年的发展，克拉斯诺达尔变成了大型商业、工业中心，像一块磁铁，不仅吸引了社会上层，而且也吸引了社会的底层的人们蜂拥而来。
　　每当讲起俄罗斯的革命运动时，首先要提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，尽管运动在其他大城市也发展，这也包括克拉斯诺达尔。远在19世纪末，这里产生了一些工人小组，而在1902年出现了社会民主组织。艰苦的考验不仅表现在边疆区的政治斗争上，而且在人们的心灵上打下了烙印。库班发生的事件消除了边疆区的界限，向俄罗斯南部的欧洲部分，其中包括北高加索传播开去。叶卡捷琳达尔是为了纪念俄国女皇而命名的，改为克拉斯诺达尔，它成了在红色的城市里给予人们光明、公正开端的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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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光的赋予者顺应时代的潮流改变。当它改变时，这社会的秩序也焕然一新，但这新，也并非需要人重新磨合适应的新，只是换了汤水，不变的是最深层的药引。就像是封建时期的一治一乱，改朝换代的都是姓名，不变的就是永恒的悲性。古代的愚民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显然行不通的，但它们也知道，有知者不等于有智者，有智者能思能辨，这是要杜绝的；而知者，却是在愚民与求知之间权衡而来的很难得的平衡点，因此，这一切产生、存在和发展，直到二十一世纪，直到一些不能说的秘密曾为独唱团制作的艰辛而扼腕，曾为独唱团的发行而欣喜，而又不过多久，便被这绝唱的消息所打击。曾几何时，我还为那稍稍放开的政策所感动，叹世间的清明有复兴、应该说是开创的伟大时机，但好事只在一瞬间，遗臭才能存千年，好的，总是短命不同于那赞美，不同于那叫骂，只是纯粹的心声。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的心声。没有那有限高的天空的压迫，没有脚底沉默黄土的涌高，只似那吹过这古老大地的风，告诉着人们：这个地方太高了，会挡住人；那个地方太低了，会掩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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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的出现，让我有了依靠。她扎着马尾辫，额前的齐刘海，她喜欢穿着T恤和牛仔裤。当时我也奇怪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女生，名字却不咋样。我问树时，她只是随便地说了一句：“名字有什么用，叫得应就行了，哪来这么多讲究。”
树喜欢弹吉他，自己作词作曲，然后唱给我听，她的声音是中性的，但在我的心中却是如同天籁，我说过，我永远是她的最佳听众。她开心地笑了，露出那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。
　　十五岁的时候，学校放学，我和树走在路上，嘻嘻哈哈地聊着今天的趣事。这时，围上来两个人，看上去像是社会小混混，我吓得躲到了树的后面。不是我懦弱，而是我天生就缺乏安全感。有个男生向树要钱，并破口大骂，树死活不给，还死死地把我护在身后，另一个男生上来就给了树一拳，殷红的血从她的嘴角流了出来，我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，扔给了他们，拉着树匆匆离开了。
树低下了头，用手抚过她那一头乌黑柔顺的秀发，理了理额前的刘海，叹了口气，看着天空，流露出无限的感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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